2005/12/04

女王頭與小孩頭
分類:陳謙天下

◎yuyen

我們坐了很久的車,總算到了野柳海岸,我覺得這次校外教學印象最清楚的並不是女王頭、薑石、風化紋、蕈狀岩、溶蝕盤、豆腐岩及野柳海岸朱銘美術館的作品。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簡成宇的頭,他的頭在玩的時候撞到了,流血了。

我覺得不管做什麼都是安全第一,萬一不小心有個三長二短就糟了。所以我認為,還是安全最重要。

學習單

生痕化石是古生物生活時在泥沙中爬行所形成的通道或排泄物遺留下來的痕跡,有管狀、樹枝狀、分叉狀等多種,你找到了嗎?
答:有,是生銅化石。

野柳燈塔是這一帶漁船進出及貨輪出入基隆港的重要指標,造型根據燭台石形狀設計,樣子相當別緻。風景區內立著一尊銅像,是一位捨己救人的英雄,他叫林添禎。請問,林添禎是一位:
答:漁夫。

    公共廁所、公共電視、與宗教媒體
    分類:鏡中媒介

    ◎yuyen
    馮建三老師的《廁所與媒體》一文曾妙喻:「廁所與媒體體是兩碼事,但兩個名詞前面加上『公共』之後,彼此關係就生動了起來。」,馮老師說,台海兩岸的制度創新都是廁所比電視快,也就是先有廁所公共化,才有電視公共化。例如興建公廁完全講究使用價值,不求用公廁以換取利潤,而使用者則不需要個別每次直接付費,公廁從興建到維修由所有納稅人通過政府預算來支付,使用的權利則不因性別偏好男女老幼、士農工商、貧富貴賤、都會鄉村、漢人原住民外國人的差別而有所區分,只要你在特定的地理範圍,就有使用這個設施的權利。

    馮老師認為,公共廁所的基本要求是乾淨,空間簡樸豪華、款式美醜及是否提供香皂紙巾等等其他條件,則因社會生產力及政府預算所投入的高低額度而定。公廁概念早在1998年內湖公共電視台開播以前普遍存在於台灣。但台灣的公視還有 20% 左右或更多的人還無法收看,可見台灣的電視創新不如廁所。此外,中國中央電視台廣告經濟資訊中心主任編輯馬萬明指 2002 年後,中國電視將成為舉世所無新模式,亦即是「國有國營」但「執行公共電視台的職責,採用商業電視台的營運方式...是偉大的創舉...可以稱作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第四種選擇…(馮建三,2002年12月3日, 《廁所與媒體》,南方電子報)。

    馮老師一語點破公廁與公共電視的重要與便利性,並指出,「傳播權」是人民應該擁有的,政府除了不能做不當干預,還要提出合適政策,讓人民擁有健全的傳播環境。而從學界及近年來各黨的傳播政策白皮書看來,面對當前台灣的媒介亂相,看來似乎只有擴大公共廣電媒體集團一途。

    但是,我最近常在機場的公廁逗留,不免要開始擔憂。台灣的公廁蓋得好嗎?好用嗎?或者,當我們尿急時,寧可選擇去麥當勞或星巴克排隊,而不願就近去國父紀念館或永康公園的公廁方便一下?

    同樣的,我的內心深處雖期許公視集團壯大,不論政府投入預算、或民眾繳交執照費、或播出廣告募款都行,但耳畔卻有另一個語調低聲質疑,如果台灣人用公家的錢可以辦出好的媒體,那麼,在戒嚴時代菁英領導人們不是早就三令五申要三台不要播那些影響民心的爛節目了?或者,如果公家的錢可以透過財團法人、行政法人、或任何集體領導模式做出稍具品質的成果,為什麼國營公營事業(除了獨占之外)的表現都不太好?我們的民族性及媒體人的積習真的能夠好好做出「公共」的東西嗎?

    雖有些許質疑,在此我還是舉起雙手,支持通過公權力之手以走向公產權電視集團的方式來強制擴大公共廣電集團的規模。誠如朱全斌指出,從官方介入台視、華視,及國民黨透過象山集團擴張媒體版圖,和信讓出中天大地頻道等,在在顯現完全私有化非但不會讓產業升級,去政治化,反而會讓從業人員的工作權及專業自主權受到侵犯。朱全斌認為,台灣的公共電視在財源上的處境與PBS相似,卻要在經費結拮下企圖兼做BBC與PBS性質的節目,大小通吃什麼都做的情況下,導致資源分散,頻道印象模糊(朱全斌,2000,台灣電視文化前途)。沒有辦法之下的辦法,似乎只有公共廣電集團能為台灣媒介亮起一盞明燈。

    如果一時之間無法成立具規模的公共廣電集團,或公共廣電集團的人員與能力都無法達到要求時,其實台灣媒介有一股強大力量一直被忽視,那就是為數眾多的宗教頻道。包括:慈濟大愛電視台、佛光衛視頻道、法界弘光頻道、好消息頻道、佛教衛星頻道以及眾多的個別講經傳道的電台。上述頻道中,慈濟大愛頻道與佛光頻道在全台有線電視系統的全日播出普及率逾七成。其中大愛電視台「大愛劇場」以真人實事故事改編,耗費鉅資呈現從日劇時代至今的台灣時事,迥異於「霹靂火」等連續劇盡是黑道愛恨生殺劇情,大愛劇場以沒有壞人及鋪張劇情的真人故事,收視率卻超越晚間八時的其他連續劇,這顯示台灣的宗教頻道已打下全新市場,開拓出新收視族群。

    宗教頻道的蓬勃發展不只是宗教團體力量的展現,其中更展現敬天惜地愛人的族群性格,雖然各頻道都是以宣揚自己的宗教為目的,甚至也出現許多藉新興宗教、大師名義而爆紅的節目(如心海羅盤的葉教授?),但這些宗教基本上還是以勸人行善為主,某些程度展現了如《勸世文》中:天不可欺,地不可褻,君不可罔,親不可逆,師不可慢,神不可瞞,兄不可侮,弟不可虛,子不可縱,女不可跋,友不可汎,鄰不可傷,族不可疏,身不可惰,心不可昧,言不可妄,行不可短,書不可拋,禮不可棄,恩不可忘,義不可背,信不可爽,勢不可使,富不可誇,貴不可恃,貧不可怨,賤不可凌,儒不可輕…等精神。換個角度想,如果人民很願意接受宗教頻道所呈現的勸世教化,那麼為何要因為這是一種宗教霸權力量而去放棄他呢?如果我們集合這種勸化教善的力量,轉化成為媒介裡信望愛的善之力量,是否可能彌補台灣社會因為兩種國族認同造成的分裂,彌補台灣社會缺乏中道與專業力量的問題?

    NCC成立後,台灣媒介有機會邁出新的一大步,麥克魯漢曾說: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問題本來就於源自於人的問題,短時間內,公共廣電集團可能無力快速改變環境,新聞人、閱聽人與台灣人的本質問題也不可能大變化。無奈的同時,或許只要把各宗教大師齊聚一堂,要求各頻道展現改變社會的能力,做出具水準的優質節目,由宗教頻道取代公共電視,這樣,台灣媒介改革與社會改革的力量會不會更快、更有力呢?

      擬像的新聞建構出超真實台灣
      分類:鏡中媒介

      ◎yuyen
      從街頭打招呼的閱聽人中,我可以很清楚分辨出此人是看那個節目來認識我,台灣心聲、新聞挖挖哇、或新聞駭客?一張張陌生臉龐中,從打招呼方式、叫名字的表情,也可以清楚發現這名閱聽人是處在社會那個位置?什麼階層?從這些親身接觸的面容中,可以推測他們看待電視節目的眼光與期待,甚至,不同政論節目閱聽人,更呈現出不同的社會階層。

      Stuart Hall於1980年代提出「譯入/譯出」(encoding decoding)觀點來論述真實社會條件下,媒介如何解讀和再現(representation)社會現象,以及不同社會位置的閱聽人如何解讀媒介內容(陳雪雲,1986;張錦華;翁秀琪,1993;林芳玫,1994a;林東泰,1997)。Hall(1980:129-130)認為,文本是社會建構的,當代的知識觀、技術基層結構、媒介作業標準和專業意理,以及預設的閱聽人等均會影響媒介產製和訊息內容。相同的,文本解讀也是一種意義建構的歷程,閱聽人先備知識架構、知覺、情意、認知形態和意理,以及自身所在的社會關係和所擁有的技術基層結構等,都會影響其訊息解讀。

      作為政論節目參與者,常有機會從素味平生的閱聽人推敲這名觀眾所屬的團體、階層…有趣的是,我曾經分別長期參與過兩個藍綠極端的政論節目,而且這兩類節目閱聽人幾乎完全不重疊。很明顯的,工農階層、很熱情地遙遠叫起節目中的外號,他們以特有的工農階層的語言與動作表達他們的熱情。另有一類常叫我「余小姐」,公務人員較多,經濟生活顯得較優裕,通常只要對方講個一兩句話,常就可以猜出這名首度謀面的閱聽人慣看那一類政論節目,答案多數八九不離十,這算是被路人搭訕時痛苦裡的小樂趣。(後來我發現心理學者艾克曼也有這類推測首度謀面者的經驗與實驗,這屬於大腦中「薄片擷取」的潛意識能力,可參考《決斷2秒間》一書)。

      政論節目閱聽人多為主動閱聽人,他們常展現出不同於一般觀眾的強烈政治態度,但裡面除了我曾研究過的「族群」議題外,還有一個常被忽視的「階級」問題。

      台灣的階級問題與族群問題一樣,長期被刻意忽略,而且意見領袖們常故意強調台灣沒族群問題及階級問題,但是,從政論節目閱聽人的樣貌中,卻可一眼窺之其階級位置,或許這正是「認同」研究有趣的地方。Hall(1996:4-6)認為,認同(identity)應由「存有」(being)轉變為「漸成」(becoming)。亦即,在特殊歷史條件下,民眾使用歷史、語言和文化資源,以追求認同,再現自己。身處階級、性別和世代等交錯的社會位置,面對充滿異質性的文化經驗,自我是多重的,敘說紮根於想像(imagination)和幻想,自我完滿是永無盡頭的計畫,唯有在物質和政治實踐下,不斷地縫補(saturing)多重自我。

      馬克斯學派視大眾媒體為意識形態(idology)形塑的工具。這兒,意識形態被視為是一組參考架構或社會經驗,民眾用以「認識」外在世界,「調整」生存條件的想像關係(陳雪雲,1990:27-28;張錦華,1994:65)。意識形態形構於歷史社會條件,受限於語言範疇、分類和架構,因此,主體是被「召喚」(hails)。而政論節目召喚出閱聽人的階級認同、族群認同,Hall(1980:131)又說:「現實存在於語言之外,但是須透過語言才能再現,我們能知道的,能說的都是經過論述生產。…」因此,傳播媒體所傳送的訊息不是透明的,而是真實社會條件下,各種力量作用的結果。相同的,閱聽人在解讀訊息時,也不一定將文本意義照單全收,觀眾心和創作情之間存在著不對等的關係。

      依循譯入/譯出模式 ,探究觀眾如何詮釋時事報導節目Nationwide,Morley(1980:89)發現 ,不同社會位置的電視觀眾,以不同的符碼來解讀節目內容。例如經理人員用的是支配符碼(dominatant coding),即符應節目內容所蘊涵的意義觀點來解讀 。工會主管運用協商符碼(negotiated coding),即依照自身的旨趣或處境,並稍作修正來解釋節目;而店家則採行反對符碼(alternative coding),即他們深知節目製作過程,以不同觀點重新解釋節目內容。同樣的,政論節目的閱聽人依不同的族群、階級、收視節目,也各以不同符碼來接收與解讀。因此,從不同政論節目的閱聽人眼中,他們看到了各自不一樣的我。閱聽人所想像的我,在「台灣心聲」、「新聞挖挖哇」、「新聞駭客」中完全不一樣的我。

      援引Jean Baudrillard的擬像(simulation)概念,陳光興(1991:21)認為,工業科技組成的擬像機器(simulation machine)以預設的模型、符碼和攝控學,將符號增值、譯碼,使得符號本身具有生命,創發新的社會秩序,其間,媒介傳送的符號不再反映和扭曲社會現實,而符號掩蓋了社會現實的缺席,甚至於符號與社會現實無關,這種無起源的真實,比真實還真實的「超真實」(hyper-real)。

      以Jean Baudrillard的擬像(simulation)來談當代台灣的新聞與政論,實在太契合了,政論節目取代各政黨文宣部門,政論參與者現在主導政黨選戰會議,已是文宣的主導者及發動者,過去是黨職幹部的手介入政論,現在是政論參與者介入選務。閱聽人透過觀看自己的政論節目,去縫補他們的國族認同、社會認同、政黨認同,政論節目參與者透過階級語言召喚出屬於己身階級的認同。但政論節目所陳述的是台灣現況嗎?或者根本與真實差距極遠呢?節目與新聞所呈現的會不會根本只是擬像呢?雖然可能純屬虛假,但其實也不重要了,因為閱聽人在多重召喚之中早已入迷。符號掩蓋了社會現實的缺席,甚至於符號與社會現實無關,政論節目無起源的真實,帶領台灣進入了比真實還真實的「超真實」(hyper-real),而此時,新聞與政論所陳述的是否真實已不重要,因為他們都已取代真實,存進了我們的媒體、我們的共同記憶之中。